“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
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
教化的。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
叫乐工唱。这很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
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
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时的环境，
作政治的暗示。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赵孟请大家
赋诗，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云：“野
有蔓草，零露？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只取
末两句，借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
他更不管了。可是这样办正是“诗言志”；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
“诗以言志”这句话。
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
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如切发嗟，如琢如磨”（05），本来说的是治玉，
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工夫（06）。“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为绚兮。”（07），本来说的是美人，所谓天生丽质。他却拉出末句来比方作
画，说先有白底子，才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化，
人先是朴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文化必须修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08）。他如此解诗，所以说“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的道理（09）
；又说诗可以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发泄牢骚，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
（10）。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庄子》和《荀子》里都
说到“诗言志”，那个“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在乐歌，因
乐歌而加以借用，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至于诗篇本来的意义，那时原很明白，
用不着讨论。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歌唱了，诗篇本来的意义，经过了多年
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办法，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断章取
义的来解释那些诗篇。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权威的
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都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
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章取义，真是变本厉了。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苌，赵国人，
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给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
的。郑玄是东汉人，他是专给毛《传》作《笺》的，有时也采取别家的解说；不
过别家的解说在原则上也和毛氏一鼻孔出气，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们接受了孔
子“无邪”的见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11）的见解，以为用孔子的
诗的哲学，别裁古代的史说，拿来证明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作的，为什么事作的，
便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12）。其实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倒是说要看全篇
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与他们不同。他们这样猜出来的作诗人的志，自然不
会与作诗人的相合；但那种志倒是关联着政治教化而与“诗言志”一语相合的。
这样的以史证诗的思想，最先具体的表现在《诗序》里。
《诗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总论，托名子夏，说不定是
谁作的。《小序》每篇一条，大约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证诗，似乎是《小序
》的专门任务；传里虽也偶然提及，却总以训诂为主，不过所选取的字义，意在
助成序说，无形中有个一定方向罢了。可是《小序》也还是泛说的多，确指的少。
到了郑玄，才更详密的发展了这个条理。他按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
的附合史料，编成了《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确定了时代；《笺》中也更多的
发挥了作为各篇诗的背景的历史。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说明诗的教化作用：这种作用似乎建立在风、雅、颂、赋、比、兴，
所谓“六义”上。《大序》只解释了风、雅、颂。说风是风化（感化）、讽刺的
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这都是按着教化作用解释的。照近
人的研究，这三个字大概都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便是各国
土乐的意思。雅就是“乌”字，似乎描写这种乐的呜呜之音。雅也就是“夏”字，
古代乐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许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
大约也是乐调不同的缘故。颂就是“容”。容就是“样子”；这种乐连歌带舞，
舞就有种种样子了。风、雅、颂之外，其实还该有个“南”。南是南音或南调，
《诗经》中《周南》、《召南》的诗，原是相当于现在河南、湖北一带地方的歌
谣。《国风》旧有十五，分出二南，还剩十三；而其中邶、□两国的诗，现经考
定，都是卫诗，那么只有十一《国风》（13）了。颂有《周颂》、《鲁颂》、《
商颂》，《商颂》经考定实是《宋颂》。至于搜集的歌谣，大概是在二南、《国
风》和《小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