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春秋左氏传》是一
座里程碑。在前有分国记言的《国语》，《左传》从它里面取材很多。那是铺排
的记言，一面以《尚书》为范本，一面让当时记言体的、恢张的趋势推动着，成
了这部书。其中自然免不了记事的文字；《左传》便从这里出发，将那恢张的趋
势表现在记事文里。那时游士的说辞也有人分国记载，也是铺排的记言，后来成
为《战国策》那部书。《左传》是说明《春秋》的，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最
长于战争的记载，它能够将千头万绪的战事叙得层次分明，它的描写理旬栩栩如
生。它的记言也异曲同工，不过不算独创罢了。它可还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系统的
书；它的顺序是依着《春秋》的。《春秋》的编年并不是自觉的系统，而且“断
如复断”，也不成一部“书”。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
的体制。他的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多万
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
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18）；七
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这也是用数目哲学作系统，并非逻
辑的秩序，和《吕氏春秋》一样。这部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
剪裁与组织见长。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贡献，还在描写人物。左氏只是描写事，
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定人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比较的更难些。班彪论《
史记》“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19），这是说司马迁行
文委曲自然。他写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尽，他的悲愤的襟怀，
常流露在字里行间。明代茅坤称他“出《风》入《骚》”（20）是不错的。
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后世说“楚辞汉赋”，真的，汉代简直可以说是赋
的时代，所有的作家几乎都是赋的作家。赋既有这样压倒的势力，一切的文体，
自然都受它的影响。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都还用散
行的文字，语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行里夹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甚。西
汉的赋，虽用排偶，却还重自然，并不力求工整，东汉到魏，越来越工整，典故
也越用越多。西汉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两个字的。东汉的句子，便长起
来了，最短的是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
所谓“骈文”或“骈体”，便这样开始发展。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的抒情
的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都助人情
韵。困皮能够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废体制。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
路牌。他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辞”。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
别异同”，不算“文”；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辞”是子史的支
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
是“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
的，他才选在他的书里。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并为入耳之娱”；好像各种
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是“文”，和经、子、史及“辞”的作用不同，性
质自异。后来梁元帝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者，惟须绮
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21）这就说，用典入，有对偶、
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
应用的骈体如章奏等，却不算里在里头。汉代本已称诗赋为“文”，而以“文辞”
或“文章”称记言、记事之作。骈体原也是些记言、记事之作，这时候却被提出
一部分来，与诗赋并列在“文”的尊称之下，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的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义疏。佛典翻译从前
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简直是魏、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
字，不见新义。这些译笔都不能作到“达”的地步。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龟
滋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
语，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译笔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22）
；他介绍的的“西域之语趣”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新文体这
样成立在他的手里。但他的翻译虽能“达”，却还不能尽“信”；他对原文是不
太忠实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达”兼尽，集佛典翻译
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了国语的句式。词汇的增扩，
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的“因果”、“忏悔”、“刹那”等词，
便都是佛典的译语。句式的增扩，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些，但像文言里常用的“所
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另一面，这种文体是“组织的，解
剖的”（23）。这直接影响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学（24）。间接影响了
一般解经和讲学的人。
演释古人的话的有“故”、“解”、“传”、“注”等。用故事来说明或补
充原文，叫作“故”。演释原来辞意，叫作“解”。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做
“故”或“解”的各种意义。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
《公羊传》、《穀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易传
》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
小序，阐明辞意。“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用
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
《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地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
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却取字义，也有各别
的标准。注辞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象注
《庄子》，更是藉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南北朝人作群经“义疏”，一
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响，一面也是翻译文体的间接影响。这称为“义疏”之学。
汉、晋人作群经的注，注文简括，时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晓。南北朝人
给这些注作解释，也是补充材料，或推演辞意。“义疏”便是这个。无论补充或
推演，都得先解剖文义；这种解剖必然的比注文解剖经文更精细一层。这种精细
的克制不算是破坏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译的影响。就中推演辞意的有些也只发
挥老、庄之学，虽然也是无中生有，却能自成片段，便比汉人的支离破碎进步。
这是王弼等人的衣钵，也是魏、晋以来哲学发展的表现。这是又一种新文体的分
化。到了唐修《五经正义》，削去玄谈，力求切实，只以疏明注义为重。解剖字
句的工夫，至此而极详。宋人所谓“注疏”的文体，便成立在这时代。后来清代
的精详的考证文，就是从这里变化出来的。
不过佛典只是佛典，义疏只是义疏，当时没有人将这些当作“文”的。“文”
只用来称“沈思翰藻”的作品。但“觉思翰藻”的“文”渐渐有人嫌“浮”“艳”
了。“浮”是不直说，不简截说的意思。“艳”正是隋代李谔《上文帝书》中所
指斥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那时北周的苏
绰是首先提倡复古的人，李谔等纷纷响应。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路子，死板的模
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陈子昂提倡改革文体，和者尚少。到了中叶，才
有一班人“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25）。而元结，独孤及、梁肃最著。
他们作文，主于教化，力避排偶，辞取朴拙。但教化的观念，广科学家难以动众，
而关于文体，他们不曾积极宣扬，因此未成宗派。开宗派的是韩愈。
韩愈，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唐宪宗时，他作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
被贬；后来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称为韩吏部。他很称赞陈子昂、元结复古的功劳，
又曾请教过梁肃，独孤及。他的脾气很坏。但提携后进，最是热肠。当时人不愿
为师，以避标榜之名；他却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愿作章句师，他说师是
“传道，授业，解惑”的（26）。他实是以文辞为教的创始者。他所谓“传道”，
便是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谓“解惑”，便是排
斥佛、老。他是以继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距杨墨一样。当时佛、
老的势力极大，人孔子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触犯了皇帝（27）。这自然足以惊动
一世。他并没有传了什么新的道，却指示了道统，给宋儒开了先路。他的重要贡
献，还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他说他作文取法《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以及
《庄子》、《楚辞》、《史记》、扬雄、司马相如等。《文先》所不收的经、子、
史，他都排进“文”里去。这是一个大改革、大解放。他这样建立起文统来。但
他并不死板的复古，而以变古为复古。他说：“惟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
贼”（28），又说：“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29）；人阳在创造新语。
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标准，
那就是“气”。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30）：“气”就
是然的语气，也就是自然的音节。他还不能跳出那定体“雅言”的圈子而采用当
时的白话；但有意的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言语时去，他是第一个人。在这一点
上，所谓“古文”也是不“古”的；不过他提出“语气流畅”（气盛）这个标准，
却给后进指点了一条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塾的，都往这条路上走，
文体于是乎大变。这实在是新体的“古文”，宋代又称为“散文”——算成立在
他的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