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论诗的对于唐以前的五言古诗，大概推尊，以为是诗的正宗，唐以后的
五言古诗，却说是变格，价值差些，可还是诗。诗以“吟咏情性”（16），该是
“温柔敦厚”的，按这个界说，齐、梁、陈、隋的五言古诗其实也不够格，因为
题材太小，声调太软，算不得“敦厚”。七言歌行及近体成立于唐代，却只能以
唐代为正宗。宋诗议论多，又一味刻划，多用俗语，拗折声调。他们说这只是押
韵的文，不是诗，但是推尊宋诗的却以为天下事物物穷则变，变则通，诗也是如
此。变是创新，是增扩，也就是进步。若不容许变，那就只有模拟，甚至只有钞
袭；那种“优孟衣冠”，甚至土偶木人，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即如模拟所谓盛唐
诗的，末流往往只剩了空廓的架格和浮滑的声调；要是再不变，诗道岂不真穷了？
所以诗的界说应该随时扩展：“吟咏情性”、“温柔敦厚”诸语，也当因历代的
诗辞而调整原语的意义。诗毕竟是诗，无论如何的扩展与调整，总不会与文混合
为一的。诗体正变说起于宋代，唐、宋分界说起于明代；其实，历代诗各有胜场，
也各有短处，只要知道新、变，便是进步，这些争论是都不成问题的。
注释：（01）以上参用朱希祖《汉三大乐府调辩》（《清华学报》四卷二期）
说。
（02）“诗教”见《礼记。经解》。
（03）《与吴质书》。
（04）《咏怀》第一首。
（05）《诗品序》。
（06）《诗品》论陶语。
（07）原是贺知章语，见《旧唐书。李白传》。
（08）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
（09）胡适《白话文学史》。
（10）《沧浪诗话》说诗的“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沈着痛快”。“优
游不迫”就是“温柔敦厚”。
（11）白居易《与元九（稹）书》。
（12）以上参用胡小石《中国文学史》（上海人文社版）说。
（13）《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
（14）周必大跋杨诚斋诗语。
（15）陆游《文章诗》。
（16）《诗大序》。
文第十三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
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接着卦爻与年月
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便是这样，王安石还说《鲁春秋》是
“断料朝报”（01）。所谓“断”，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的意思。卜辞的简
略大概是工具的缘故，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辞
和《鲁春秋》似乎没有能够跳出卜辞的氛围去，虽然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
却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尚书》就不同了。《虞书》、《夏书》大概是后人追记，
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可以不论；但那几篇《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
也总在商、周之间。那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
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
分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记言、记事的辞之外，还有讼辞。打官司的时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做“辞”
；辞原是“讼”的意思（02），是辩解的言语。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两
造都得用心陈说；审判官也得用心听，他得公平的听两面儿的。这种辞也兼有叙
述和议论；两造自己办不了，可以请教讼师。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时候，
列国交际频繁，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说更需慎重了。这
也称为“辞”，又称为“命”，又合称为“辞命”或“辞令”。郑子产便是个善
于辞命的人。郑是个小国，他办外交，却能教大国折服，便靠他的辞命，他的辞
引古为证，宛转而有理，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孔子赞美他的辞，更赞美他的
“慎辞”（03）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
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儿他再加润色（04）。他的确很慎重的。辞命得“顺”，
就是宛转而有理；还得“文”，就是引古为证。孔子很注意辞命，他觉得这不是
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的说是办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
擅长言语（05），“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多指说
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以兼指。各国派使臣，有进只口头批示策
略，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
变，自己想说话；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
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
不用鲁语（06）。卜、《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也许不同些。
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
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07）。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
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08）。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游士立谈可以聚卿相，所以最重说辞。他们的说
辞却不像春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宛转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真像背书似的
；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
那时最重辩。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他主张“言必有三表”。“三表”
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09）；便是三个标准。不地他究竟是个注重功利的
人，不大喜欢文饰，“恐人怀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说他“言多不辩”
（10）。——后来有了专以辩论为事的“辩者”，墨家这才更发展了他们的辩论
方法，所谓《墨经》便成于那班墨家的手里。——儒家的孟、荀也重辩，孟子说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11）荀子也说：“君子必辩。”（12）这些
都是游士的影响。但道家的老、庄，法家的韩非，却不重辩。《老子》里说：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3），“老学”所重的是自然。《庄子》里说“大辩
不言”（14），“庄学”所要的是神秘。韩非也注重功利，主张以法禁辩，说辩
“生于上之不明”（15）。后来儒家作《易。文言传》，也道：“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评着游士
好辩的风气，恐怕还在暗暗地批评着后来称为名家的“辩者”呢。《文言传》旧
传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这几句话和“辞达”论倒是合拍的。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种私家著作是《
论语》，却不是孔子自作而他的弟子们记的他的说话。诸子书大概多是弟子们及
后学者所记，自作的极少。《论语》以记言为主，所记的多是很简单的。孔子主
张“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们说话，大概是很质直的，弟
子们体念他的意思，也只简单的记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铺排得多。《墨子
》大约也是弟子们所记。《孟子》据说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孙丑，万章等编
定的，可也是弟子们记言的体制，那时是个“好辩”的时代。墨子虽不好辩，却
也脱不了时代影响。孟子本是个好辩的人。记言体制的恢张，也是自然的趋势。
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初期的论，言意浑
括，《老子》可为代表；后来的《墨经》，《韩非子。储说》的经，《管子》的
《经言》，都是这体制。再进一步，便是恢张的论，《庄子。齐物论》等篇以及
《荀子》、《韩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经诸子书里常常夹
着一些韵句，大概是为了强调。后世的文也偶尔有这种例子。中国的有韵文和无
韵文的界限，是并不怎样严格的。
还有一种“寓言”，藉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庄子》多用神族，《韩
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庄子》有些神仙家言《韩非子》是继承《庄子》的寓言
而加以变化。战国游士的说辞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这开了后来辞赋的路，
论是进步的体制，但还只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
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16）。这部书成于吕不韦的门客之手，有十二纪、八
览、六论，共有三十多万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数，六是秦代的圣数，这
些数目是本书的间架，是外在的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汉代刘安主编《淮南子
》，才按照逻辑的秩序，结构就严密多了。自从有了私家著作，学术日渐平民化。
著作越过越多，流传也越过越广。“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体了。后世大体采用，
言文渐渐分离。战国末，“雅言”之外，原还有齐语、楚语两种有势力的方言
（17）。但是齐语只在《春秋公羊传》里留下一些，楚语只在屈原“辞”里留下
几个助词如“羌”、“些”等，这些都让“雅言”压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