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里抨击班固，几乎说得他不值一钱。刘知几论通史
不如断代，以为通史年月悠长，史料亡佚太多，所可采录的大都陈陈相因，难得
新异。《史记》已不免此失；后世仿作，贪多务得，又加繁杂的毛病，简直教人
懒得去看（17）。按他的说法，像《鲁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截取一个时代的
一段儿，相当于《史记》的叙述汉呈；不是无首无尾，就是有首无尾。这都不如
断代史的首尾一贯好。像《汉书》那样，所记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丰富，搜
求不难。只需破费工夫，总可一新耳目，“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的（18）。郑
樵的意见恰相反，他注重会通，以为历史是联贯的，要明白因革损益的轨迹，非
会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见其全，能见其大。他称赞《史记》，说是“六经之后，
惟有此作”。作说班固断汉为书，古今间隔，因革不明，失了会通之道，真只算
是片段罢了（19）。其实通古和断代，各有短长，刘、郑都不免一偏之见。
《史》、《汉》可以说是自各成家。《史记》“文直而事核”，《汉书》
“文赡而事详”（20）。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
》却一览之余，情词俱尽。但是就史论史，班固也许比较客观些，比较合体些。
明茅坤说：“《汉书》以矩矱用”（21），清章学诚说“班氏守绳墨”，“班氏
体方用智”（22），都是这个意思。晋傅玄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
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23）。这些只关识见高低，不见性情偏正，和司马
迁《游侠》、《货殖》两传蕴含着无穷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还无碍其为
客观的。总之《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
择者精，却是一样，组织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决不
是偶然的。
注释：（01）（02）（03）（04）原文见《史记自序》。
（05）《后汉书。班彪传》。
（06）《汉书。司马迁传赞》。
（07）《后汉书。蔡邕传》。
（08）同（06）。
（09）《汉书。叙传》（10）刘向著有《别录》。
（11）（12）《通志总录》。
（13）《超奇篇》，这里据《史通。鉴识》原注引，和通行本文字略异。
（14）《超奇篇》。
（15）原文见《晋书。张辅传》。
（16）原文见《史通。杂说》。
（17）（18）《史通。六家》。
（19）同` （11）（12）。
（20）《后汉书。班固传赞》。
（21）《汉书评林序》（22）《文史通义。诗教》下。
（23）《史通。书事》。
「参考资料」郑鹤声《史汉研究》。《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
诸子第十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开始崩坏，贵族的统治权，渐渐维持不住。社会上的阶
级，有了紊乱的现象。到了战国，更看见农奴解放，商人抬头。这时候一切政治
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家平等自由。形成了一个大解
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对于当前的形势，有种种的看法，
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收拾那动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有些倾向于守旧的，
便起来拥护旧文化，旧制度，向当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们拥护的理由，给个
文化、旧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还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来代替旧的
；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这些人也都根据他们自己的见解各说各的，
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称为哲学。这是一个
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在中国学术史里是稀有的。
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
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在贵族政治未崩坏的时候，所有
的知识、礼、乐等等，都在贵族手里，平民是没份的。那时有知识技能的专家，
都由贵族专养专用，都是在官的。到了贵族政治崩坏以后，贵族有的失了势，穷
了，养不起自用的专家。这些专家失了业，流落到民间，便卖他们的知识技能为
生。凡有权有钱的都可以临时雇用他们；他们起初还是伺候贵族的时候多，不过
不限于一家贵族罢了。这样发展了一些自由职业，靠这些自由职业为生的，渐渐
形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便是“士农工商”的“士”，这些“士”，这些专家，后
来居然开门授徒起来。徒弟多了，声势就大了，地位也高了。他们除掉执行自己
的职业之外，不免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度来了。这
就有了种种看法和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01）。诸子百家便是这样兴起
的。
第一个开门授徒发扬光大那非农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阶级，是孔子。孔
子名丘，他家原是宋国的贵族，贫赛失势，才流落到鲁国去。他自己作了一个儒
士；儒士是以教书和相礼为职业的，他却只是一个“老教书匠”。他的教书有一
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教无类”（02）。他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只要缴相当
的学费就收，收来的学生，一律教他们读《诗》、《书》等名贵的古籍，并教他
们礼、乐等功课。这些从前是只有贵族才有能够享受的，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术民
众化的人。他又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当世的君主；这也是从前没有的。他一
个人开了讲学和游说的风气，是“士”阶级的老祖宗。他是旧文化、旧制度的辩
护人，以这种姿态创始了所谓儒家。所谓旧文化、旧制度，主要的是西周的文化
和制度，孔子相信是文王、周公创造的。继续文王、周公的事业，便是他给他自
己的使命。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03）；所述的，所信所好的，
都是周代的文化和制度。《诗》、《书》、《礼》、《乐》等是周文化的代表，
所以他拿来作学生的必修科目。这些原是共同的遗产，但后来各家都讲自己的新
学说，不讲这些，讲这些的始终只有“述而不作”的儒家。因此《诗》《书》《
礼》《乐》等便成为儒家的专有品了。
孔子是个博学多能的人，他的讲学是多方面的。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
养成为国家服务的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
功课之外，更注重人格的修养。他说为人要有真性情，要有同情心，能够推己及
人，这所谓“直”、“仁”、“忠”、“恕”；一面还得合乎礼，就是遵守社会
的规范，凡事只问该作不该作，不必问有用无用；只重义，不计利。这样人才配
去干政治，为国家服务。孔子的政治学说，是“正名主义”。他想着当时制度的
崩坏，阶级的紊乱，都是名不正的缘故。君没有君道，臣没有臣道，父没有父道
子没有子道，实和名不能符合起来，天下自然乱了。救时之道，便是“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04）；正名定分，社会的秩序，封建的阶级便会恢复的。他
是给封建制度打了个理论的根据。这个正名主义，又是从《春秋》和古史官的种
种书法归纳得来的。他所谓“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就是理论化旧文化、
旧制度，要将那些维持下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便在这里。
